北京的大饼还要摊多大

　　几乎所有人都感慨：北京太大了！从中央领导到进程务工的农民；从非洲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到发达国家大腹偏偏的来访者。

　　曾经荒芜的空地，赫然建起了高档住宅，曾经相距很远的通县，大兴，昌平，不知不觉当中，竟然联了起来。高楼林立，住宅成片，道路，房屋，绿地打得不可开交，房地产大亨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滋生，到处是人，到处是塔吊，到处是工地。有建房的，有拆房的，大圆圈中的白色“拆”字赫然醒目，挺好的一幢房子，不注意，就让人给拆了。一百多完建筑大军日夜奔忙，投招标市场一派繁荣。

　　北京的大饼越摊越大。

　　由于有故宫的原因，北京城是个碗状建筑，周围由于有缓冲区的建筑高度限制，建筑物都建的矮胖矮胖的，于是只有向四外扩张，建成摊大饼式的建筑。

　　又由于不断增加的迁入北京的人口，几乎没有限制的人口增加，造成巨大的住房需求。由于在市场自由经济条件下客观存在的经济条件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北京，北京成为大型，甚至是特大型城市。

　　在网上看到一篇德国人写北京的文章，感觉德国人还是很有传统的认真精神的，而且旁观者清，文章还是很有意思。

北京之大——伸向苍穹却丧失根基

摘要：北京和曾经决定其特色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已经被随处可见的巨型和超巨型的建筑项目吞噬，它们在城市各处貌似随意地跳出来。但是超大规模问题和随之出现的日趋严重的中国城市破碎化问题几乎不能仅当成一个美学问题来考虑。本文研究了这种超大型建设项目将给中国城市带来何种风险。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这个土地，能源和资源都有限的国家是否能够继续负担现在这种“越大越好”的规划心理？
关键词：超大尺度；中国城市碎片化现象；快餐式建筑；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化妆运动

　　1、超大规模的北京

　　北京城，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城，以其小巧蜿蜒的胡同及其两侧灰调单层的四合院而闻名，这些胡同和四合院建筑也衬托了气势恢弘的皇宫——紫禁城。然而放眼今天的北京城．这些特征几乎消失殆尽。城市和那些决定其特色的元素，几乎都已经被那些巨型和超巨型的建筑所吞噬。这些巨型建筑物被设计成自由矗立的“地标”。在城市各处随意地冒出来(图1)。
　　投资者在相互之间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地追求更壮丽辉煌、更新颖和更有视觉创新的设计。并且他们现在就需要!在市场压力的驱使下，他们扮演着指挥家的角色，组织着中国街道的建筑大狂欢(图2)。
　　为了勾勒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我们可以借用1964年Bernhard Rudofsky的“土地破坏展览”的主题——“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然后转换一下措辞得出一个新名称——“不懂建筑的建筑师”。Rudofsky展现给我们的是乡土建筑和自然的平衡与协调，一种不是专业建筑师构建的建筑。在中国，我感觉到情形正好相反：受过专业教育的建筑师设计的构筑物不仅模糊了我们对建筑的概念，而且与周围环境和自然不协调。这种构筑物被Charles Jencks最确切地称为“快餐式建筑”。
　　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指出建筑三要素是：坚固、实用、美观。前两者在中国建筑界似乎已不再被关注，其已经被简化为外形设计。浮华的设计和怪异的立面把普通的钢筋混凝土盒子包裹在里面。至于如何使建筑发挥功能、如何运行、如何维护、如何持续开发、如何影响城市的社会结构、将消耗多少能源以及它的存在将会对周边的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却很少被顾及，这些问题在如今高速进行的规划过程中很容易忽略。
　　由于时间的匮乏。建筑物的暂时性和周边环境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场所精神就可能并且已经在规划过程中被忽略。然而现在规划的态度是站在对传统中国城市的理解和规划原则的鲜明对立面上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城市不强调个体，同时也不注重纪念碑式的单体建筑，而是强调建筑群和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今，人们已不再受到要结合地方文化和文脉的束缚，仅仅关注创造“美”，无论这一术语到底代表什么，世界各地的建筑家、设计师都能参与塑造中国的超级城市。由于建筑的规模，对都市环境的否定、单一的建筑风格及建筑方案的跨国设计，北京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城市的身份。我们不得不承认，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城市，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一个明显地用无身份来定义它的新身份的城市。
　　2、多大才算大
　　经过以上概述，现在我将转入对“超大规模”现象的专门分析。在我调查某些“超大规模”现象所带来的问题及中国这类项目建筑的根源所在之前，我将首先例证我们所探讨的是何种尺度。列数字是一种方法，例如我们说一个建筑物长300米、高400米，或者说天安门广场占地面积44万平方米，但是理性的数字并不能让我们准确感受到建筑物的实际大小。有时候使用不太科学的比较方法也许会比较有用。为了使这种“尺度的跳跃”形象化，我可以将一个地方建设放到德国城镇的城市环境中去比较。在北京，特别是沿东西主轴线，长40千米、宽120米的长安街确实可以被称做超大。比如将东方广场投射其中，尽管东方广场建筑面积多达85万平方米，纳入世界最大的单体建筑综合体之列，但是若放在北京城的地域环境中，从马路对面望去，我们仍然不会觉得它巨大或惊人。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把东方广场放到像卡尔斯鲁厄(Kar，sruhe)这样的欧洲中等城市，我们会发现，这个建筑综合体实际上可以涵盖掉整个城市的中心市区面积(图3、图4)。只有在这种奇异的对比中，我们才能感觉到此类建筑物的巨大尺度及其内在的霸气。因为这种尺度上的全面转换，建筑师和规划师，甚至从“小规模”欧洲来的建筑师，在眨眼工夫就设计出中国如此超大规模的项目的时候都很少或没有犹豫过。
　　除展现尺度的跳跃以外，超大规模建筑还以其内部综合的高度功能多样性为特征，他们结合了办公室、公寓、餐厅、诊所、幼儿园以及咖啡厅等功能，最主要的是他们成为公共空间的特征，而这一般被视为城市的而不是建筑物的核心要素。就其内部功能的多样性来看，他们可被看作是垂直方向的城市部分，是城市实体和独立的城市空间(图5)。但是和城市中主要沿水平方向组织的部分不同，超大规模建筑物首先考虑的是垂直空间的组织。这就引发了主要由超大规模建筑物组成的城市的典型问题。城市各部分不仅要与城市中心联系，而且还要有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然而超大规模建筑物通常仅能由一层进入，于是这些超大规模建筑物就成了与城市联系最少的孤立体。为了克服日益显著的中国城市空间破碎化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在超大规模建筑物内首层以上设立联系通道。
　　3、破碎的城市
　　最近，美国建筑师斯蒂文·霍尔(5teven Holl)在其项目——北京环状混合建筑物的设计中试图处理中国城市越来越破碎化的问题(图6)。一个容纳公共设施的环形体，在第二十层楼连接了八个塔楼。尽管我们要接受他阐述的一类城市公共空间的观点，即一个综合体内部的城市范围，一个北京很大程度上缺少的要素。可是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到底是真的在解决问题还是仅仅将问题转换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八个塔楼，通过环形连接组成城中之城，又是一个设计得与城市环境不相融合的超大规模建筑物。由此来看，该设计还是停留在象征意义上，指出了问题，却没有试着解决。
　　就此我们可以得出，没有能有效解决城市破碎化的建筑学途径，甚至连有效的反对也没有，因为建筑师仅仅能够在他可实际操作的场地内设计建筑。另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在规划城市和设计建筑的实际操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当微弱，与库哈斯(Koolhaas)有争议的表述——中国建筑师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和最有能力的建筑师”相去甚远。尽管相对毛##时代而言，中国规划师和建筑师所起的作用确实大大增加，可是我们却不能天真地赞同库哈斯的观点，从而庆祝中国规划师的强大能力。因为库哈斯主要是以单位时间内单个规划师所设计的平方米总量作为主要指标来评价。但是这种指标不仅不能评价规划师的专业技能，甚而还贬低了他。在很多方面，中国的规划师就像一架机器，他们不得不做出多个方案，提交给规划领域的非专业人士，也就是经常不关心功能和生态质量的投资者和政府官员，由他们筛选方案，作出抉择。为了处理日趋严重的城市破碎化问题和所有对城市环境的不利影响，我们更应该关注地方规章和政策。
　　4、中国城市破碎化的根本原因
　　为减少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为减少城市用地中建筑物及道路的占地面积，每项规划都必须保留用地面积的30%作为绿地。为了避免与日照方面的规范产生矛盾，超大规模建筑物通常坐落在基地的中心位置，四周有微型的绿化带环绕。然而，由于绿化带形状狭长并沿路分布，这种绿地就无任何质量可言。因此，这些超大规模建筑物之间的公共空间其实就像不明确的空地，是一块除了闲置外没有任何意义的死区(图7)。

　　与之对照．如果规范不再要求保留用地面积30％的绿地，而是在允许有更大的建筑覆盖率的同时保留出面积总和相当于用地面积30％的集中土地来建造公园，那么就会有更多好处了(图8)：第一，整合起来的绿地可以作为建筑物周边人群休闲放松的场所。第二，通过公共“邻里公园”的建立，某种地域身份意识就会在居民间建立起来。第三，如果高层的超大规模建筑物将来更加地集聚，就可以在内部建立城市公共空间。更密集的布局可以使高层建筑物的空中联系不载那么复杂，这样超大规模建筑物外轮廓的孤立感将得到改善。紧接着，高层建筑物的集聚可以提高城市的视觉定位。第四，如果高层的超大规模建筑物可以集聚起来，建筑物间的步行路程将会缩短。公共交通就可以组织得更便捷有效。例如，如果多数建筑距地铁的距离都在步行范围内，公共交通自然会流行起来。那么需要依赖私家车来获取便利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如果减少了城市中心区的私家车流量，那么建设过分的超宽路道的需求也将过时了。减少路面宽度显然有很多好处，如降低了城市内车道的覆盖面积，减少了建造和维护车道费用。在中国，现在后一项看来通常都被忽视了。此外，美国景观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早在1 911年就已初步指出，马路的宽度与城市用地的价格息息相关。道路多占一点用地，建筑用地就少一点，因此土地价格就会上涨。以此推论。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其社会影响——如果城市中心区地价飙升，经济不富裕的家庭就将因付不起昂贵的房费而被迫搬到边远的地区。而这本身又产生了额外的交通量。
　　如我们所见，日益加剧的城市破碎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初衷良好的法规引起的，因此这就不能被看作是仅仅关于美学的问题。各个机构的所有规划师都应集中关注和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这样的概念轮廓目前看来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但是在中国的中产阶级逐渐积累资金、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刻，作为规划师，我们不能灰心丧气，疏忽我们在规划中的重要职责，即制定一项长期战略，尽可能确保城市未来能良好地运转，并且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坚决不破坏环境。
　　5、中国城市的破碎化——种文化特征
　　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涉及到更复杂的层面。一些学者指出，备受西方学者批判的中国城市破碎化是不足为据的。因为中国城市在其历史进程中对待公共开放空间的态度与国外是截然不同的，它不同于欧洲城镇以开放的公共的教堂。集市、广场的特点，公共空间供市民集聚。过去传统的中国城市不太重视开放的公共空间的建设。就本质来说，帝王时代的中国城市是统治和各种仪式的中心。古代城市居民仅仅是臣民，有时还不是自愿定居城市，而是被迫迁移到此服役的，比如帝国的宫廷，城市组织得等级严密。最后中国城市就演变成了围合墙的混合体。到了晚唐时期，甚至集市。“胡同”——现在开始逐渐消失的小巷，也被墙围绕起来，晚上实行所谓”宵禁”。从这点讲，城市的破碎化以及对公共空间的否定，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城市的本质特征。

　　然而，中国古代的文化体系和与其密不可分的古典城市观念在1 911年后消失殆尽。从那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以及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为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否定及现代中国城市的破碎化是一种文化特征，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知性地论证传统城市单一要素的保护，同时忽视它依靠的整个基础，这既是对古代文化及城市的不公平，也是对现代城市居民的不公平。

　　6、超大规模带来的问题和风险
　　除了日益加剧的城市破碎化，超大规模建筑物还引发了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数量实际上是质量的保证。大规模的工程被当做是